记者 梁相宜app杠杆股票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三中全会“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章节的一个部分，从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和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方面，部署了未来五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和方向。本期嘉宾认为，《决定》中财税体制改革安排是奔着问题改的、奔着目标去的，有三条主线：一是侧重解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二是为国家重大战略落地提供制度支持和财力保障；三是朝着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方向迈进。包括“将政府所有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统一预算分配权，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等。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写法上各部分有交织，通过拓展地方税源、完善转移支付、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合理扩大专项债支持范围、非税收入下沉等方式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财税体制改革部署为解决财税领域重大问题、健全宏观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明了重要方向。
此轮财税改革的难点和突破点是什么？“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有什么考量？如何解读统一预算分配权？央地财权事权调整，有何亮点？面对地方新税源缺口，有哪些领域可以填补？如何进一步推动健全直接税体系？个人所得税的未来调整方向是什么？“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这种税收制度”，可能涉及哪些领域？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罗志恒。
罗志恒的主要观点：
财税体制改革奔着问题和目标开展
重点解决有限财力和地方支出责任不断膨胀的矛盾
预算制度强化财政资源统筹 朝全面完整规范更进一步
统一预算分配是提高财政效率的必然要求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 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从抓生产向抓消费转变
消费税本意为“寓禁于征” 主要来自烟酒油车四个税目
消费税下划更能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稳定地方财政收入首要是稳住房地产
同时稳定宏观税负 研究拓展新税源
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实现更加的公平
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税收税源税基需要做新的界定
数字经济时代下 税源和税收出现较大背离
科创领域事权支出责任的调整 有利于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财税体制改革体现四大方向
财税体制改革奔着问题和目标开展
重点解决有限财力和地方支出责任不断膨胀的矛盾
第一财经：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同时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您认为这一轮财税改革接下来的难点和突破点是什么？
罗志恒：我想是这样的，第一我们的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制度的安排，都是为了服务于解决当前财政运行紧平衡的形势，尤其是地方和基层财政的困难，这是第一，奔着问题去。第二我们是奔着目标去的，就是财税体制改革是为了建立现代的财税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第二个目标，我们要为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这些重大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去提供制度支持和财力保障。
到底要从哪些角度去改？就是您说的有哪些突破点或者说难点？这就要回归到当前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就是财政的紧平衡，尤其是地方财政面临一定压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有限的财力和我们地方的支出责任不断膨胀，两者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所以《决定》提出“要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这是三中全会对于财税体制改革所讲的第一个重点。
预算制度强化财政资源统筹 朝全面完整规范更进一步
第一财经：三中全会在谈及预算制度时，明确了要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这方面的收入全部纳入到政府预算管理，这是有什么考量？怎么来解读？
罗志恒：实际上这标志着我们的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朝着全面完整规范的方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具体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中国它不同于西方的税收国家，就是我们除了凭借着政治权力取得的税收，我们还可以凭借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性质，就是以产权，政府作为产权所有人来取得的一部分收入，比如说土地出让收入。还有一部分我们政府拥有的这种国有的资源和资产，它的收入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当纳入预算管理，有利于强化财政资源的统筹。第二，就是预算制度的规范性往前走了一步。
第三，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资源是全民所有的，是大家所共有的。但是因为它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资源就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占有等于地方所有”的格局，这就是不公平的，全民所有资源变成了个别区域所有。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重意义：完善了预算管理制度、强化了财政资源统筹能力，以及让财政资源更加公平地共享。
统一预算分配是提高财政效率的必然要求
第一财经：同样是预算制度，我们看到这次中央提出了统一预算分配权怎么来解读？
罗志恒：第一个还是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的统筹。当财政运行紧平衡的情况之下，必须要让所有的资源放到一个统一的篮子里，来统一考量，这是强化资源统筹能力，提高财政效率的必然要求。那么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避免了撒胡椒面式的财政安排，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不管你是支持农业也好，支持科技也好，我就在统一的盘子里头去安排。那么第三，它避免了部分寻租的行为，也有利于我们整个预算和分配过程中的清廉，我觉得这都是有利的。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 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从抓生产向抓消费转变
消费税本意为“寓禁于征” 主要来自烟酒油车四个税目
第一财经：之前业内很关注的话题，就是消费税。在这次三中全会当中就提及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如何来理解消费税改革？后移后最终是谁来买单？
罗志恒：事实上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对于消费税改革的方向已经做了部署和安排。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环节到零售环节，那么事实上它有利于推动地方政府从抓生产、抓招商引资，慢慢转到推动消费环境的改善，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变。
第二，稳步下放给地方，那么就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就拓展了地方政府的税源。至于说消费税由谁来买单？中国的消费税是对特定行为和特定商品征税的，就是说它的本意是“寓禁于征”。我本身要禁止这个行为，所以我通过税收调节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抽烟，比如说喝酒，比如说一些高档的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杆等等一些相对比较奢侈的商品。所以我们国家的消费税它不是一个针对普遍消费行为的消费税，针对你的抽烟喝酒，高端奢侈品的一个行动。您说这个成本由谁来买单？那就是这些群体，消费这些商品的群体来买单，所以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是不大的。
消费税下划更能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第一财经：为什么不能直接做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罗志恒：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爸爸给我的钱跟我自己挣的钱是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概念。那我想对于我们可以看到的而言，恐怕这两者之间不是一回事，差异就在于可预期性和自主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它有一个分配，它会根据地方的不同情况，公共服务的需要，地方的财力需要，公共服务的成本来给予转移支付的。它的分配过程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效率损失。第二，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我们要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组织收入的积极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消费税直接下放到地方，那么会鼓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烟、酒、油、汽车这些产业。但是我们现在把征收环节后移，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解决地方过度发展烟酒油车产业等问题。
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改变地方“小马拉大车”局面
提升公共服务均衡性对中央事权提出要求
第一财经：您也提到了央地财权事权的一个调整，这次的表述其实也比较清晰了。比如说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从事权上我们看到的是，适当的加强中央的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然后同时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适当的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所以怎么来看这次对于央地财权事权的这么一个阐述，符合您的预期吗？
罗志恒：我觉得总体还是符合预期的，也反映了三中全会对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切中我们当下最需要改的问题去走的。2016年以来，我们不断推进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我们已经实现了在基本公共服务，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等等一系列事权的划分调整。但是我们这一次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是在肯定我们过去改革成功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深化改革。2023年中央的财政支出占我们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14%，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在86%这样的一个比重。这样的比重在国际上来看都处于一个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偏低的水平。那么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偏低，意味着地方偏高，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压力比较大，意味着地方政府是“小马拉大车”，这是我们跟国际比较。
第二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居民对于共同富裕，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等相关的这种公共服务公共秩序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了。而这些事权或者说公共服务的提供，它不是由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所能够解决的，必须是把事权和责任给上移。再比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社会保障也应该更加均衡。城乡之间要均衡，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之间要尽可能实现大的基本均衡。那么如果说交给地方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种差异比较大。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既能够解决地方政府“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又使得这些事权由中央政府履行会更好。
稳定地方财政收入首要是稳住房地产
同时稳定宏观税负 研究拓展新税源
第一财经：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下降之后，地方的财政支出确实存在压力，地方财政的新税源的缺口，您认为未来还有哪些有潜力的领域来填补？
罗志恒：我们的土地出让收入去年跟高峰比已经下降了1/3，今年跟高峰比可能要下降接近一半的水平。那么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弥补这一块的缺口。
第一稳住房地产，房地产应该还是有空间可言。我们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65%，离80%还有15个点的空间。房地产有一些限制性的举措，我觉得是可以取消。只有房地产稳住，那么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土地出让收入才能稳定在一个相当的水平。稳定宏观税负，开拓税源。三中全会决定的全文里边就提到了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税收，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可能的来源，当然目前只是研究阶段，这是稳定宏观税负。那么稳定宏观税赋我觉得还需要做的一个就是推动减税降费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推动减税降费从数量规模型转到效率效果型。第三，财力增速放缓或者下降，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能力，同步地提高支出效率，优化支出结构，让同样的钱花出更大的效果，这样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所以要从全局看，不能只想着怎么弥补缺口。因为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同时，相应的拆迁补偿和土地平整的支出也就不用安排了。
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实现更加的公平
第一财经：这次决定里边也提到了要健全直接税体系，还有什么可以去推进的？
罗志恒：增值税、消费税，这都是属于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就是所得税和财产税，这些属于直接税。个人所得税这一次还提出，要考虑到同我们的人口政策去相匹配。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目前考虑到更多的是实现更加公平，比如说劳动所得要实现统一的征收。未来我觉得还有可能会实现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等，实现彻底综合征收。这一次三中全会上没有提及，但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样就是实现劳动所得、资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更加公平，不管是什么样的收入，都一视同仁去征税。
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税收税源税基需要做新的界定
数字经济时代下 税源和税收出现较大背离
第一财经：您刚才提到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到了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这种税收制度，我们知道这么多年的发展，新业态很多，互联网发展很快很迅速，跟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罗志恒：我觉得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第一，它提到的是研究，而不是现在就实施，就意味着什么？中央是有大格局的，对于我们的新业态还是首先持发展的立场。我们现在只是研究不是去实施，我们需要先支持它发展壮大。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那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直播带货，在数字经济时代之下，那么像这些行为有没有纳入其中，我觉得是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考虑的。税收、税源、税基需要做新的界定。第二，就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税源和税收之间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背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实现更加的公平？税源是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的消费者，税收就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几个大的城市，那么这个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新的调整，我觉得是需要去考虑的。那么紧接着，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对征管的影响。随着我们大数据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有利于强化我们的征管能力，但另一方面，有的经济活动是新的，可能不在既有的体系范围之内，也对我们的征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我想有这么几个层次。
科创领域事权支出责任的调整 有利于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第一财经：我们其实也是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比，二十届三中全会我们看到提及的次数要明显多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就是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那一部分里面，也有很多提及到财税体制对它的支持，所以从这方面来考虑的话，您认为未来税收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向科研领域以及国家重要攻坚领域去倾斜，怎么来倾斜？
罗志恒：对于未来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科技创新包括税收对它的支持力度只会加大，不会减少。除了收入端减税降费去支持，支出端加大力度去支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最开始我们谈到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这种事权支出责任划分的调整，中央以更大的力度去支持基础的、卡脖子的、前沿的基础科研，也有利于我们科技创新更好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的发展起来。
财税体制改革体现四大方向
第一财经：我们总结一下，从长期来看，我们整体的一个税制改革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
罗志恒：第一，税收能怎么样更好地去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这是我们未来税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第二，就是要清理一些地方存在的不合理、不规范的税收优惠的行为，让企业之间能更加公平的竞争。第三，财税调整要跟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去相匹配和相适应；第四，税收的调整，还要考虑到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格局的划分，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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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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